外国老龄化中经济转型导致失业增加对中国的警示
来源:联合早报 发布日期:2011-06-20
基本稳定人口形势是最佳选择
因此，与西方老龄化特点不同，在中国国情下，老龄化与大量剩余劳动力问题并存，必将是较长期最基本特点。西方、日本老龄化迄今与失业增加相伴随，说中国不久会出现严重劳动力短缺，更是杞人忧天。真正值得关注的中国相关问题，不是什么劳动力短缺，恰是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下到来的经济转型期，必将使近30年农业劳动力快速转移时代渐面对转折，中长期就业问题仍然严峻。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即所谓人口红利消失，相当长时期内起的是缓解就业压力的积极作用。
关于人口规模效应，还应指出以中印人口追逐西方，国际学者从资源角度认为“需要几个地球”的问题。随中印(而非随日韩)崛起，国际资源价格成倍上扬，各大国对资源地的竞争已经拉开帷幕。美国地质调查局2005年数据显示，世界矿山铁储量800亿吨，基础储量1800亿吨。前者寿命60多年，后者仅150年。铁矿石作为最主要工业资源新增储量较少，以及供需可能较早出现紧张，已引起可持续发展方面关注。
目前中国年进口铁矿石已逾5亿吨，铜80%进口。国内有关预测早就认为，2020年中国大宗矿产基本情况将面对类似日本形势。此外，中国温室气体很快会超越美国，近期对西部长江大河水源地调查表明，雪线上升，湖泊萎缩到处可见，如气候变暖等对西部水源地形成影响，也非常深刻。我们均应以谨慎、敬畏态度对待上述变化可能的影响。无视这些，还嫌中国人口不多，主张放弃缩减庞大人口的认识与努力，将是真正的“自宫”。
还有必要指出，对人口红利及其消失说背离中国现实所依据的一系列误算、误判、以及盲目重复西方学者观点的特征，社会应有清醒认识。作者多次指出，国内学者模仿西方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时，将1960以来大量剩余劳力全部计入抚养人口，才将中国人口问题“转化”为贡献经济27%的“人口红利”。
中国小农经济特征格外尖锐
学者所谓人口红利期不过是中国出生高峰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因而是就业压力最突出时期。所幸此期国内外适宜条件推动了经济发展，才大大减轻了压力，但与1957年比较，中国快速工业化时期农业劳力反而净增1.5倍，一产劳力净增50%，农业经营规模1950年代中国约是日本两倍，2008年底按中国农业劳动力口径或一产劳动力口径计算，日本已经分别是中国的5.7或4.7倍。而美国农业经营规模是日本百倍。过度依靠补贴，农产品价格大大高于国际市场，政府不得不采取农业保护主义，使农业已成为日本最棘手的产业。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也成为美日贸易摩擦及从关贸总协定到世贸谈判的焦点问题。
从迄今日本因经营规模导致的农业艰难处境看，中国小农经济特征格外尖锐，随经济进一步发展，目前仍涉及9亿人口以超小规模粮食生产为主的中国农业日益依靠补贴，对内对外面对长期困境，早已是必然趋势。劳动力增长贡献的这份中国“人口红利”何其沉重？至于所谓经济发展得益于廉价劳力与中国人口红利有关，纯是无稽之谈。“刘易斯拐点”论提示，决定发展中国家劳力价格的只是剩余劳力多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劳力何时不廉价，印度不在人口红利期，劳力同样廉价。至于提到中国人的高储蓄，在“三人活五人干”时，只会产生损益，不会生出人口红利。
事实上，迄今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的危言耸听，不仅误判就业形势，对社会负担问题分析也是表面的、站不住脚的。
老龄化的社会负担主要取决于社会保障状况。西方老龄化时已是高福利社会，社会保障一般占GDP的25%左右。中国目前仅6%。每月每人55元的新农保出台占GDP也仅千分之几。因此，正是“未富先老”，社会保障从较低水平起步，才赋予中国充分的余地吸取国际经验，通过控制社会福利占GDP比率，使福利增加与未来经济及老龄化发展相适应。只要这一比率控制适当，社保收支本身未来有一定亏空，国家也有能力补充。此外，中国福利调控还是社会保障从无到有，从少向多变化过程中的软调控。因此，因“未富先老”渲染中国似乎面对更大危机，完全不切合国情。
简言之，目前中国农村人口政策是1.5个孩子，农村及城市独生子女还可生2个孩子，农村实际生育水平还高于2个孩子。这种情况下，基本稳定人口形势是最佳选择。放弃计划生育转向增加人口，将是人口战略第二次重大失误。未来半个世纪内中国劳动力无短缺之虞，增加人口应留给后人去议，这样做当前只能雪上加霜。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