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沧萍：提高对我国老龄问题认识的理论水平
来源:上海市老年学学会 发布日期:2010-09-07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龄问题已成为关系我国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近些年来，我国老年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但老年学研究仍有待改进。主要的不足表现在：理论水平不高、有说服力的老龄信息不过硬、对老龄工作的智力支持不足以及思想舆论宣传感染力不大。中国作为老年人口第一大国及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的国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一些独特性，但很多人未能清楚地认识到，因此必须提高对我国老龄问题认识的理论水平。
一、对我国老龄问题的特殊性在理论上认识不深。
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出现的时间不长，大多数人对人口老龄化及老年人问题的认识还不深，于是对我国人口老龄化普遍性谈得多，特殊性研究少。应该认识到，“未富先老”是我国国情在人口老龄化阶段的突出表现。我国的人口多，特别是农村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耕地不足，城乡地区发展不平衡。其中人口多与人口老龄化的矛盾主要表现为过剩人口与老龄化并存，这就意味着我国面临控制人口增长与人口老龄化的两难抉择。为了减轻庞大人口数量带来的压力我国不得不选择控制人口增长但同时又加速人口老龄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底子薄也是我国的突出特点，底子薄给我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集中体现在：其一，我国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大，中国占全世界GDP的份额小于5％，却支持世界1/5的老年人（2000年）甚至1/4的老年人（2040年）；其二，我国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家，“大河无水小河干”，个人的私有财产少，老年人财产收入仅占1 ‰ －3‰，而国外30％以上；其三，缺乏社会基金、社会慈善事业的支持；其四，市场发育不够，市场基础的分配作用有待发挥；其五，我国人均耕地不足，户均耕地为7.5亩，相当于美国农户的1/102，因而自养、家庭养老面临困难。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与人口多、底子薄的现实，我国把老龄工作方针定位为：党政主导、社会参与、群众积极。这是对我国老龄问题客观、理性的判断，是适合我国国情的。
二、关于老年人问题与发展问题矛盾、老年人与非老年人代际分配关系的研究有待加强。
人口老龄化就是老年人数量增长速度快，因此，同老年人的关系最密切、最直接。有人担心重视老龄化就强化老年人利益，不利于发展，必然有损中青年、青少年的利益，这是极大的误解。因为人口老龄化同全社会、同所有年龄的人都有关，重视老龄符合全社会的根本利益。1982年维也纳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在筹备时原定名为“老年人世界大会”，为了使人们能全面认识人口老龄化与全社会的关系，经过专家两年的认真研究，决定更名为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旨在说明人口老龄化不是仅与老年人有关，而是同所有年龄的人都有关，以此要求各国政府高度重视这个人类所出现的问题。在会议通过的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老龄问题有两个方面：发展方面和老年人方面（原文用人道主义问题，解释时用老年人问题），并把发展写在前面。这是由于把老龄问题看成了老年人问题，就很难避免站在老年人的立场，而不是全社会发展的立场来认识问题。如果是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发展问题与老龄问题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包括老年人在内的人的全面发展。因为人人都会老，发展又是终生的，因而老龄问题是个涉及全社会所有人的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眼前利益与根本利益矛盾的统一体。老年学必须对可持续发展的代际关系利益作出科学的回答。有人出于担心我国资源短缺，认为强调应对人口老龄化，投资于老年人多了，社会就会减少用于发展的资源，不利于社会发展。其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资源直接用于老年人，在我国只是很少一部分，分析如下：
1、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投入因我国2005年18.3万亿的GDP和3万亿的财政收入是微不足道的，不会影响对发展的投入。
2、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投入并不是都投入于老年人，大多投入在中青年时期，旨在保证老年期安全和生活质量，未雨绸缪。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医疗保险以及社会化服务等投入。
3、直接明确投资于老年人最大的项目是社会养老保障基金的拨付和每年对贫困老年人的“捐助”拨款。前者很大程度是社会养老基金欠帐的“反哺”，后者很大程度上是应由非生产性积累的。由国家财政拨付，不能看成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投入。
4、应对人口老龄化直接投入到老年人身上较多的是老龄机制的建设、对老年人生活照料、医疗护理支出，老年人学习活动、文体活动、休闲活动的基建投入或管理支出。但这些都是长期使用的，任何人到了老年都能享受。至于老年医学、社会老年学研究成果和老年人才培训等投入，真正受益者更是当代的年轻人。认为投资于老年人不利于中青年是短视的，实质上在损害中青年自身，因为中青年总要成为老人。所以理论上都认为投资于老年人受惠最多的是中青年。
三、对老龄问题人道主义方面的认识。
把老龄问题看作对老年人扶贫济困、慈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的问题；把“三无”、“五保”、无保障、高龄老人等问题看成老龄工作的全部。对老龄问题作如是观的人不在少数。按这种思维逻辑，老龄问题无非把“三无”、“五保”、无保障、高龄、生活不能自理、需要长期护理、希望入住养老院或需要临终关怀等等弱势老年人问题解决好就“功德圆满”了。在我国现阶段这项任务是老龄工作的重头戏，全社会必须关注，但这决不是老龄工作的全貌，也不是国际社会提出老龄问题的初衷。这部分人按我国贫困标准在全部老人中超不过3－5％，而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绝对和相对数理应逐步减少。但老年人口中其余95％以上更是老龄问题关注的对象，而且数量会愈来愈庞大，必须给予重视，这是人口老龄化提出的客观要求。老龄问题涉及到既要雪中送炭、雨中送伞，也要锦上添花。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仍有不少老年人或准老年人至今仍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特别是在农村人口中，老年人是吃得最差、穿得最破、住得最坏的。把老龄问题定位在“抢险”而不着力于“防洪”，缺口就会愈来愈大。其实对老弱病残的社会救助是各国政府和社会义不容辞的传统职能。把老龄定位为对老年人的救助就把人口老龄化只看成老年人量的变化，而未看到人口老龄化质的变化和今后老年人成倍成倍地增长要求性别平等和年龄平等等新的时代特点。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目的是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使社会在老年人增长快、人数多、比例高的情况下，经济仍能持续发展，社会仍能保持活力和全面进步。而日益增加的老年人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最终实现所有人都能全面发展。
四、提高对老年人社会价值的认识。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对老年人社会价值有不同的认识，对老年人社会价值的认识应该与时俱进。在长寿时代、知识经济时代，随着人们寿命延长、健康状况不断改善、受教育水平逐步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也在逐步增加，因而老年人的社会价值也不同于过去的老年人。对于把老年人“养起来”的看法，不同阶段有不同涵义。把老年人“养起来”的制度安排源自老干部退休工作。我国改革开放后为使退下来的老干部能安度晚年，提出退下来后政治待遇不变，经济待遇略为从优。这一安排有助于我国实现干部新老交替，有利于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也利于解除在职干部的后顾之忧，对社会安度团结、改革开放顺利进行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当时工资水平不高，对人口老龄化还未明显感觉出来，提出“养起来”是合情合理的。其后退休人员大大增加，“养起来”成为一种退休制度的要求，干部退下来不再过问和参与原来的工作，有利于工作的开展。但也有些人按照传统思维认为“逢老必衰、逢老必病”，老年人知识老化已没有多少能量，“养起来”是无奈的安排。老年人退休后就不应参与社会活动，更不要给社会“添乱”。不言而喻这种“养起来”的想法实质上是把老年人看成“包袱”，是一种年龄歧视和偏见。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人对“养起来”有不同的理解，但对老年人养起来的理念同当代人类进入长寿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和当代国际社会倡导的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理念相悖。20世纪人类寿命平均增加了30岁，新中国成立以后平均寿命增加更快，许多发达国家在上世纪后期已进入人生80的时代。最近我国权威机关发布了2005年北京人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80.09岁，妇女为81.76岁。女性平均受教育10.3年。北京的情况在全国比较特殊，但它显示出我国人力资本存量还在大量增加的事实。按人生八十计算，60岁退休的话平均余寿在20－25岁。在这一漫长的岁月中，老年人必须积极起来使生命和生活充满活力，实现老年人不可剥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老年人积极地参与社会、社区以及家庭活动有更重要的宏观意义。表明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我国人口老龄化也给人类社会提供了机遇，能对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能弥补人口老龄化条件下中青年劳动力的相对减少、克服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短缺的隐忧。必须与时俱进，更新把老年人“养起来”的理念，激发老年人的积极性。
五、理论来源于实践，中国老年学的理论创新要立足于中国实际。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老年学研究个体老龄化晚于和落后于发达国家很多，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老年学研究人口老龄化同发达国家在起步时的差距小。除了有选择地借鉴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经验外，还必须充分发扬我国自身在人口老龄化方面取得的一些好的做法。如我国改革开放前后老干部离退休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有突出的特点和优点，值得总结。另外，中国幅员广大、情况复杂、类型多、理论创新空间大，为我国老年学研究提供的广阔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