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人口结构变化将长期影响中国经济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发布日期:2011-07-1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其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劳动人口占比持续上升，这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通过高储蓄率保证了资本存量的不断增加。但这一增长的动力在2004年之后开始弱化，中国经济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
2004年前后，中国东南沿海出现了广泛的低端劳动力供给紧张的问题。制造业成为“民工荒”的重灾区，随后在一些中部如湖南、河南等农村劳动力 的流出省份也出现了用工紧张的现象。诸多证据说明2004年的民工荒并非一时之事，而是大拐点即将到来的标志，是趋势性的改变。
库兹涅兹认为，伴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差距先扩大后缩小。这就是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倒U型曲线。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那一点即为库兹涅兹拐 点。一般而言，有着二元经济特征的国家往往首先经历刘易斯拐点，此后这些国家不再享受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带来的低廉成本，但总劳动人口存量依然巨大，抚养 比依旧较低，在劳动力供给方面仍不存在明显的约束。
这种高劳动人口占比及低抚养比的人口结构优势即为人口红利。日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越过刘易斯拐点后，依旧享受人口红利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初，而韩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跨过刘易斯拐点后至今处于人口红利窗口阶段。人口红利的持续存在保证了日本和韩国在经过刘易斯拐点后不至于遭受劳动力供给 不足的打击，其经济依旧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增长。可以说人口红利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刘易斯拐点后的负面冲击。
但中国的老龄化过程显然快于经济发展过程，面临着严重的“未富先老”问题。自1982年到2009年，中国用了仅仅二十五年时间，就走完了日本六七十年的路。中国2009年的人均GNI不到3500美元，而日本1990年的人均GNI则为25000美元，但二者却拥有相同的人口结构。相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中国的老龄化程度相当于日本的两倍，中国老龄化的趋势更快。
相比日本和韩国，中国经济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原因如下：不同于韩国和日本在跨过刘易斯拐点三十年之后才遭遇人口红利拐点，中国的两大拐点几 乎同时到来，因此劳动力供给的形势更为严峻；不同于韩国和日本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已经拥有较高的人均收入，中国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即迈入老龄化，因此经济增 长承受的压力将更大。
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体现为高储蓄率保证的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虽然这一发展模式与中国政府推行赶超战略，试图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努力不无关系，但是人口因素也是保证这一增长模式的关键。
过去三十年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为中国带来了储蓄的持续增加，为中国经济起飞积累了大量资金。然而这一人口红利的享受实际上是透支了未来的红利，少儿人口占比的提前下降导致后备劳动力严重不足，同时劳动人口迅速上升将在未来加速老龄化过程，未来净消费人口占比将快速超过净储蓄人口占比从而降低储蓄率，高储蓄基础下高投资增速带动的高经济增长模式将不可持续。
同时，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曾经为中国经济带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在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要素的优化配置极大地改善了经济运行的 效率。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农村货币化率低于城市，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货币需求，这一需求吸收了大量超额货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 可以发行大量的货币刺激经济提高产出，而不必担心通货膨胀率的提高。这就为保证高投资率提供了货币基础。但伴随着刘易斯拐点的越过，城乡货币需求的二元结 构趋于统一，高货币发行、高投资率、高经济增长率和低通货膨胀率的增长模式将不可持续。
过去三十年中国较高的国民收入水平保证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从而摆脱贫困陷阱。但由于资本报酬的递减规律和劳动力投入数量的约束，单纯增加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将难以为继，未来经济增长将依赖于生产力提高。
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的越过为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生产力驱动的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正是在生产要素驱动到生产力驱动 的转折点上，国家之间出现了分化，许多中等收入国家未能实现这一转变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至今成功摆脱这一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的也仅有日本和东亚四小 龙。
一国经济能否成功越过库兹涅兹拐点，收入差距能否成功缩小，是其是否能够维持持续增长动力的关键。可以看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各国，衡量经济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很高，而成功实现跨越的日本、韩国，基尼系数则较低。
在快速越过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增大。如果此时中国能够顺利改善收入分配状况，越过库兹涅兹拐点，将在一定程度 上抵消前两大拐点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未来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能否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库兹涅兹拐点的顺利越过将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