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杨功焕 梁晓峰

　　改革开放20年 中国慢性病发病率不降反升

　　搜狐健康：您最近和梁晓峰主任在《柳叶刀》上联合发表了一篇文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吧？

　　杨功焕：10年前，我在哈佛的时候开始做疾病负担研究报告，这项研究持续了很长时间。由中国疾控中心、协和医科大学、华盛顿研究所以及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共同合作，涵盖了全世界21个地区的不同地区，291种疾病和67种危险因素，也正是这项研究促成了今天在《柳叶刀》上发表的文章。

　　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走到最前面，但整体健康状况如何？这篇文章在2010年全国疾病负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跟20国集团，287个国家，尤其是与中国经济状况相似的地方做横向分析和对比，来探讨从1990年和2010年间，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与民生相关的中国医改、卫生政策健康政策是否匹配。通过展现当前中国卫生体系存在的问题，让决策者对整个人群的健康状况有全貌了的解，从而提供判断依据。

　　搜狐健康：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得到了什么结论？

　　梁晓峰：从疾病发病情况看，中国正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型，并逐步接近。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对人群已经产生了积极的效果。首先，通过营养改善，水质等居住环境和卫生状况的好转，居民抵抗力逐渐增强；儿童死亡率降低70%，超过其他新兴经济体，有95%地产的孕妇可以在医院生产，住院分娩率极大提高；SARS以后，传染病的防控体系建立，中国建成了最先进的传染病报告系统，90%乡级医疗机构可做到直报，结核死亡率也在下降明显。在公共卫生发展方面，以上成绩让世界瞩目。

　　而另一方面，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正成为中国健康状况的最大威胁。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共同作用，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中国好像一下子就老了，过去我们形容人口老龄化是井喷，现在用“海啸”形容更为合适。因为它是瀑布式、积蓄式，排山倒海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面临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老龄心理问题、养老问题等，社会服务和医疗资源来不及应对，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力。这就要求老龄化问题在中年甚至儿童阶段就把危险因素加以控制。

　　除了老龄化问题，中国也在面临着慢性病的年轻化，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尤其是受西方高热量高脂高糖生活方式的影响，过去60、70岁的人得糖尿病、高血压的都是，现在20、30岁的患者比比皆是，这种趋势也与发达国家很接近。

　　搜狐健康：这种研究是与其他国家做比较分析，这种比较中有什么新发现吗？

　　杨功焕：这次就是把已经达成的共识用确切的数据做跨国的比较，提出中国面临的问题，以证据为基础，其严重性不容小觑。我们发现，其他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过几十年的防控措施后，慢性病发病率在逐年下降，而我们国家都在上升，而且没有下降的趋势。目前，我们国家尚处于平均水平，再过5年，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另外，中国基数大，一旦死亡率上升2%，人数就可能到达数万人。对于中国的收入陷阱，如果在健康方面的措施不跟进，就会导致经济发展不同步，未来20年中国将承受慢性病带来的巨大负担。

　　慢性病防控需要政府有政治意愿

　　搜狐健康：从研究中，得出的目前导致国人患慢性病的危险因素有哪些？

　　梁晓峰：从伤残研究结果表明，排在第一位的是心血管疾病，第二为肺癌和肝癌。在危险因素中，第一位是不良饮食习惯、第二吸烟，第三是空气污染。同时危险因素还包括高盐高油蔬菜摄入量少、缺乏运动，中国正沿着西方国家的路径发展，从国人腰围就能看出来。

　　杨功焕：从1990年和2010年间，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很多慢性病的发病率、死亡率都在上升，且幅度明显；在肿瘤中，肺癌、乳腺癌和直结肠癌上升最快。除去老龄化因素，在肺癌上升的危险因素中，“室外污染”引起的因素占3%-4%，而“烟草”所占比例已达到16%。

　　搜狐健康：我们国家是如何来应对这些危险因素的？

　　杨功焕：在控烟问题上，目前国家仅仅是倡导做健康教育，没有真正涉及有效的措施，如烟草加税、在烟盒上画上警示图案、取消烟草广告和赞助、在全国性的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禁烟等，实际上这些控烟政策不需要国家投入过多财力物力。只有政府有政治意愿，在最高层面做大的决策。

　　搜狐健康：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杨功焕： 对慢病危险因素的控制上，国家政策是缺失的。尽管近年来，人们对慢病的防控意识有所提高，但在资源分布，涉及到多部门配合上存在很大问题。

　　我们国家在控制儿童死亡率和传染病防控上成效显著。以儿童死亡率为例，2000年有100万儿童死亡，加强住院分娩之后，儿童的住院死亡率下降了70%，2010年的时候达到23万人。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卫生服务是我们国家成功经验，但针对慢性病的防治技术是不够的，人力资源、政策保证都存在缺失。

　　梁晓峰：人们普遍缺乏意识，认为好像只有传染病才能预防，对于慢性疾病的预防可以延缓发病，同时省下大量的钱，毕竟只有少数人能负担先进的医疗科技。40%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

　　未来需要将卫生资源合理配置

　　搜狐健康：对此，两位有什么样的建议？国外有没有什么做法值得借鉴？

　　梁晓峰：其他国家居民都有家庭医生，但我国的社区医疗根本不足以给辖区内的居民提供服务，这是与发达国家的差别。一方面是由于城镇化进程，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以北京朝阳区的七棵树为例，过去的人口是2万，现在增长到20万，医疗配置并未增加，根本接纳不了这么多医疗需求。

　　另外，在我国农村乡村医生收入低下，吸引不了人才，人员配置老龄化，培训跟不上，作为初级卫生保健，网底存在很大问题。

　　杨功焕：慢性病是一种社会病，跟社会风气有关，慢性病的防控需要政府主导，不能单纯影响个人的行为。在提高住院分娩率上，我们有考核指标，对慢性病的防控也应该政策支持，把防控网络建好、建大，同时加大投入，提供给乡村医生体面的收入和专业的技术培训。现在我们已经有慢病防治规划，未来十年时间，需要政府来推进。

　　专家介绍：

　　梁晓峰

   任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兼控烟办主任，分管慢病板块工作。医学硕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历任甘肃省卫生防疫站副站长、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控制所副所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主任。

　　长期从事传染病防控和预防接种工作。近几年在新英兰医学杂志和柳叶刀等医学杂志发表数篇文章。

　　杨功焕

   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卫生和慢性病流行病学专家。

　　1982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1987-1989年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习。先后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2005-2011年担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现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研究院特聘教授和全球控烟研究所中国分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疾病模式和疾病负担研究。针对主要疾病负担和危险因素有多方面研究，重点为烟草流行与控制、自杀模式研究和水污染和人群肿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