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老龄化：把握老年人口红利时机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发布日期:2011-05-18
1.78亿——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总数。仅计算这些老年人，其规模在全球各国中就可排到第七位，远远超过俄罗斯（约1.4亿）、日本（约1.3亿）的总人口量。
这也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能否解决好老年人比例增加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减少、养老保险支付、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将攸关未来数十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如何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老年学专家认为，“积极老龄化”战略是一个可最大化发动社会、政府力量的对策。问题的关键在于，面对老龄化浪潮，中国是否有足够的行动力把“积极老龄化”战略由口号转变为现实行动。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积极老龄化”意指从工作岗位上退休的老年人，以及那些患病或残疾的人仍能对其家庭、地位相同的人、社区和国家做出积极的贡献。而实现它，不仅包括老年人自身观念的改变，也包括政府和社会对老年人积极健康生活的支持。
“积极老龄化”考证
“积极老龄化”是2002年联合国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上，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提出的概念。其三个优先发展方向“参与社会发展、促进健康和福祉、建立支持性环境”被写入该次大会的《政治宣言》，并已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和采用。
“积极老龄化是有效的应对措施，但现在无论从老年人自身还是从政府政策制定、服务供给上都还有待完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截止到2010年11月1日零时，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
国际上通常把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或60岁以上的人口比重达到10%，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对比这一标准，中国早已成为一个真正的老龄化国家。
比规模更让人吃惊的是速度。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从2000年～2009年，提高2.5个百分点用了9年，而从2009年到2010年提高0.76个百分点仅用了1年。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积极老龄化”的认知，不光是普通民众知之甚少，即便是老龄工作人员，其了解和认知度也远远不够，而至于相关的具体政策制定更是有许多空白之处。
来自于联合国的一个例子便可以佐证。联合国人口基金第六周期援华老龄项目（2006~2010）的主题之一就是重点宣传健康与积极老龄化理念，促进提升各级政府官员的老龄意识。
据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2010年12月16日在向联合国官员汇报项目成就时介绍，五年中，通过多个层次、多种形式的宣传，6个项目点（上海浦东新区、山东新泰市，湖南浏阳市、河南扶沟县，贵州凯里市、甘肃敦煌市）官员对“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知晓率，从基线调查的15.46%提高到终期调查的79.3%。
五年努力，在项目区知晓率尚不足八成，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对于全国范围内的官员和普通民众来说，“积极老龄化”的认知、观念的转变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积极老龄化”一方面意味着社会包括老年人自身改变观念，树立老年人是财富、是资源的老年观；另一方面，政府及社会要为老年人健康积极地生活提供有力的支持，包括从养老保险到医疗保障，从服务提供到培训提供，从政策制定到法律完善各个方面。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对本报记者分析称，老龄化并不是一个新问题，目前表现出来的只是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而已。
“问题的关键是在中国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老年人比例和数量迅速增加的背景下，相关解决问题的机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杜鹏称。
根据杜鹏的研究，到2050年，中国的老年人数量将高达4.5亿人。中国虽然进入老龄化社会已经十多年时间，但从长期发展阶段来看，目前尚处于老龄化的初期阶段。
“初期阶段是个非常好的机遇期，种种矛盾还没有非常尖锐，问题也还没有那么严重，是解决问题的机会。中国应该抓住这个机遇期，通过实施系统化的老年战略，形成有效机制，以应对将来更加严峻的挑战。”杜鹏说。
重新认识老人
64岁的林阿姨提着大包小包的蔬菜水果满头大汗地进了家门。她刚从菜市场买菜回来，时钟正好是下午4点半。接下来的安排是：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做好晚饭，然后去幼儿园接孙子，陪孩子在小区游乐场玩到6点半，等下班的儿子媳妇共进晚餐，收拾厨房，帮媳妇给孙子洗澡，照顾孩子上床。
在人口统计学上，林阿姨是人口抚养比（非劳动人口数量÷劳动人口数量）中的分子，处于被抚养的对象。而在现实生活中，林阿姨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家务活几乎全包，还要照顾4岁的孙子。偶尔林阿姨感冒一次，媳妇就慌得不得了，不光要请假照顾孩子，那一大堆家务也让从小就是独女的她吃不消。
林阿姨并非个例。据本报记者对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联家园50多户有年幼子女居民所做的微型调查，超过六成的家庭里由老人（夫妻一方的父亲或母亲或父母亲）帮助照料家务、照顾孩子。
相比于城市，在农村高达数千万的留守儿童，绝大部分也是由祖辈的老人来照顾。
由于大部分中青年农民离家进城打工，老人不仅在家庭中，在农业生产中也发挥着很大作用。本报记者曾在江苏省北部一些村庄调查，发现其中有不少老人，不仅要耕种自己的田地，还要为在外务工的儿子耕种，老伴则负责照顾孙子或孙女。
杜鹏分析，社会对于老人的认知和期望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过去，人们习惯于把老人看做是抚养对象，但现在，这种消极的看法到了彻底改变的时候。
“老年人是个差异性非常大的群体，从60岁到100岁，都是老人，但群体内部彼此有很大不同。现在我们说十年就是一代，有80后、90后，如果这个时候还把老人看做一个固定的模式，一成不变的群体，这也是不公平的。”杜鹏说。
根据老年学者的研究，老年人内部存在很大的分化，尤其是新进入老年群体的人群，1950年前后出身的老人，其视野、知识面比之前的老人大大提高。除了占老年人群约10%的失能老人外，绝大部分老人不仅能自己照顾自己，还为家庭和社会持续做出贡献。
杜鹏表示，过去社会在面对老人时有个很大的脱节，一方面宣传支持老有所为，另一方面，在具体的事情上，并没有为老有所为创立一个良好的支持环境。
老有所为是中国老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包括的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等也是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内涵。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可，中国有必要重新定义“老有所为”。
杜鹏分析，过去一谈到老有所为，往往指的是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发挥余热，现在这个概念应该更广，只要是老人，在一定的岗位上为社会做出贡献，就应该受到应有的支持和尊重。
“老龄化给我们提出一系列问题，对于老人这个日益增多的群体，社会的期望到底是什么？我们是否给老人提供了展示才能，为社会做贡献的机会？”杜鹏发问道。
“积极老龄化”的现实诉求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老龄化最严峻的挑战来自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未富先老”，从“积极老龄化”角度出发，各方应根据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积极提出应对老龄化的可行性之策。
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已呈现“未富先老”的趋势，郑秉文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老龄化危机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未富先老”。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也认可“未富先老”的判断。他分析，中国人口早已于199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DP在5000至1万美元，而中国只有1000美元。
一个更加清晰的对比是，日本在1967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候，人类发展指数(联合国用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为0.8，中位年龄为28岁；但中国2010年左右人类发展指数才达到0.8，而中位年龄已经是34.5岁（全球中位年龄为29.1岁）。
“中国绝对是‘未富先老’，这种老化速度是没有先例的。”易富贤表示。
在新的人口普查数据出来之后，一种新的声音出现，“未富先老”已经不适应中国现实，中国目前应该是“边富边老”。
杜鹏便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专家之一。他认为，2010年以后就不宜将“未富先老”作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杜鹏分析，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10年各国人均GDP排名，中国人均GDP是4283美元。发达国家在其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老年型人口下限标准时，人均GDP在5000到10000美元。中国的数字与发达国家差别并不大。
杜鹏告诉本报记者，如果就社保体系的完善、相关制度的完善来说，中国还说不上是“富”。但毫无疑问，中国已经并将继续经历一个经济增长与老龄化并行发展的阶段。提出“边富边老”，也是意在强调，跟过去不同，现在“未富先老”已经不能作为做不好老龄工作的借口了，各方应根据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积极提出应对老龄化之策。
从服务层面来说，老年人日益增加的养老服务体系远不健全，许多地方养老院人满为患，老年人难以方便地购买到自己需要的老年服务。一个值得关注的错位是，过去各地各级建了许多针对青少年的服务设施，而根据此次人口普查数据，由于超低生育率，与老年人持续增加相反的是，未来0~14岁的青少年将持续减少。服务体系必须相应地根据人口结构变化的预判提前做出调整。
人们担忧，老龄化之后，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将大大下降，并在数年后消失。而“积极老龄化”则意味着，老年人并不只是被赡养者，他们同时也是消费者，甚至是利益创造者。
在第一次人口红利之后，部分专家提出了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概念。人口红利专家、夏威夷大学教授安德鲁·梅森(Andrew Mason)认为 ，一个社会能够获得多少第二次人口红利，取决于这个社会是否能够更好地支持老人。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用“老年人口红利”来代替“第二次人口红利”这一提法。他认为，中国应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延长老年人口红利的收获期。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为题列单节阐述，明确表示要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培育老年产业、开发利用老人人力资源。这些都是“积极老龄化”“参与社会发展、促进健康和福祉、建立支持性环境”的题中应有之义。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和陈卫所做的预测，从2010年到2032年的22年时间里，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将会增加一倍，达到25%以上。中国老年人口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如何应对老龄化的挑战？如何让未来的数亿老年人过上积极健康的老年生活？如何让老年人持续成为社会的积极力量和促进因素？中国需要拿出更多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