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社会以超乎人们意料的速度不期而至，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在当今中国，老年人的幸福晚年该怎样度过？

 

数量巨大的老龄人口从各方面对社会的应对能力提出了严竣挑战。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正式实施，随着法律与相关政策的出台，也许中国能够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养老之路。

 

高龄老人、空巢老人、失能老人日益增多，家庭对老年人的照料日趋弱化，使得传统、单一的居家养老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个长寿社会，除了解决好老年人生活等基本需要外，还要重视满足他们参与社会的需要，重建自身的价值追求和社会角色认同。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已占总人口的13.26％。预计到2015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16亿，占总人口的16.7％。随着人口结构高龄化、少子化、空巢化的加剧，养老问题已经成为了中国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在2013年7月1日即将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章中，首先提出的就是“以居家为基础”的养老原则，明确老人应在家中养老，家人及亲属担负主要赡养义务。

 

任何一项法律的实施，都会给人们提出一个问题，这个法律是否具有现实操作性，在相对长的未来时间尺度内，是否还适用的问题。

 

 

在探讨中国的养老政策与未来时，目前中国的家庭格局是专家学者、媒体以及公众都无法忽视的关键问题。

 

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实施强制性独生子女政策。那时出生的婴儿，如今早已年过三十，随着这代人的成年和父母辈的老龄化，目前中国“三世同堂”的家庭，将越来越固定在 “四二一”的格局中。

 

“四二一”格局将导致越来越多的老人处在独自生存的“空巢”状态。早在1980年，世纪老人冰心就在她的名作《空巢》中将“空巢老人”的孤寂和失落，描绘得令人心酸。根据民政部2012年的数据，我国城乡空巢家庭已经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同时，空巢化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加剧，有专家预言，“空巢家庭”将是21世纪我国城市，甚至是许多农村地区老年人家庭的主要模式。

 

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副会长吴家睿认为，从逻辑上说，居家养老策略的前提是必须有子女在家。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即使子女与老人父母同处一个城市，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也不是很多。更何况随着年轻一代的迁移，大量老人与子女分处不同城市甚至不同国家，居家养老的基础将越来越脆弱。

 

对于我国目前的养老模式，最近一段时间，很多媒体和评论者都提出了相似的质疑。不久前，人民网发布一篇评论尖锐地指出，对养老问题，不能抱着“甩包袱”的心态，同时，在现有的家庭格局和人口格局下，“家庭养老的基础地位必然随之动摇”。政协委员陈银松也曾提出：“高龄老人、空巢老人、失能老人日益增多，家庭对老年人照料日趋弱化，使得传统、单一的居家养老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对居家养老的比例不同城市有不同的具体政策，按照北京市“9064”养老服务格局，计划到2020年，90%的老人居家养老，6%社区养老，4%在养老机构养老。这个数字对超过50%的空巢家庭的老人来说，显得颇为严峻。

 

在这种严峻的情态下，一些人期望通过“孝”来缓解压力，而在吴家睿看来，统计数字充分说明，这早已不是“孝”所能解决的问题了，“养老是一个每日都要发生的行为，并不像歌里唱的‘常回家看看’那么简单。”吴家睿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很多子女即使有孝心，也会因为现实条件，而尽不了孝。”因此，对很多老人来说，居家养老更像是在家中寂寞地等待生命的终结。

 

而这一困境，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在未来20年将更加严重。

 

 

“衰老”不仅仅是一个中国话题，也是全球性话题，到2050年意大利与日本将进入一个“三人行必有一老”的超级老年型社会。中国的形势则更加严峻，根据外媒的预计，到2050年，中国适龄劳动人群与老龄人群的比例，有可能从现在的13：1，变为2：1。

 

面对全球老龄化的问题，联合国提出了“健康老龄化”的概念。吴家睿长期从事生命科学研究，近几年也关注到老龄健康问题。在他看来，衰老是一个自然过程，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从人的本性看，人是一种社会化动物，从心理学上看，“社会化情结”是人的一种特质。因此，“社会化，是健康老人的重要基础。”吴家睿说，“让老人待在家里，违背了人在社会组织中生存的这种基本需求，从而影响老人的心理健康。”

 

目前生命科学已经证实，心理的健康程度对人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等有着重要影响，并进而影响人的免疫系统。老人“宅”在家中的孤独生活，违背了人类自然本性，必然导致身体健康水平急剧下降。

 

联合国提出的“健康老龄化”理念，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鼓励老人参与社会生活，避免“宅”在家里。一个调查组曾调查过一个国外的养老社区，它不仅仅是养老的地方，更是围绕着对老人们的照顾，创建的一个完整的微型社会。在这个养老院里，不同年龄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距离养老院约百米外，就有一个小小的幼儿园，幼儿园的老师经常带着孩子们来养老院串门，每个孩子还认了自己的爷爷、奶奶。

 

老人院里还有一个生态农场，这里的老人大多参与不同程度的体力劳动，有各自的“工作岗位”：有的负责收拾餐桌，有的负责打扫庭院，有的还到地里劳动，甚至有位老人专门负责打苍蝇。

 

“目前，在我国青岛市，也有与之类似的养老试点。”吴家睿说，“一个长寿社会，除了解决好老年人生活等基本需要外，还要重视满足他们参与社会的需要，重建自身的价值追求和社会角色认同。”

 

 

人是一种经济动物。在探索养老模式的时候，人的经济性应该同时被考虑进去。“谋生是人活下来的手段，也是一种价值体现。”吴家睿说。

 

在对待老人的问题上，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有很大不同。吴家睿对记者说，农耕文明没有退休一说，也就没有强制性地把人的生命分为两段：能工作的和被供养的。这种分界是工业文明的特点，它将人的经济特性扭曲了。

 

将退休的人“养”起来，是一种人道主义态度，但这背后有一个潜台词：“这个人没有工作能力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人退休后心理产生很大的变化。

 

在目前长寿的社会，很多人退休后依然有相当的工作能力，甚至这种能力会持续很多年，人真正需要被供养的时间远没有那么久。因此，在如何满足老人的社会化需求，并实现经济人的价值上，吴家睿提出：“不妨换个思路考虑问题。”

 

换个思路，就是如何延长老人的有用期的问题，“这与延长退休年龄不同，延长退休年龄，在逻辑上是没有变化的，仍然是把人的生命分为两段，只是分段的时间点变了。”吴家睿说，“延长有用期是在养老模式上，把老人当成能仍然对社会和他人有用的人来对待。”

 

比如，可以在社区组织养老互助合作社，根据老人不同的特长和身体条件，安排他们从事不同的工作。有文化的可以传授知识，体力好的可以帮其他老人从事一些体力活动，对老人来说，退休只是换了个岗位、换了一种方式和作息时间继续工作，一方面保障了老人的社会活动和价值体现，另一方面，比单纯养老更节约资源。这样的老人对国家、对家庭都不完全是个负担。

 

在这种社区互助组织中，老人的工作不是无偿的，而是一种新形式的经济活动，例如以“信用”的方式积累下来，等他完全不能工作、需要照顾的时候，再以某种方式返回给他。如果我们以这种思路，把居家养老与社区养老整合，或许可以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并更有利于老人身心健康的养老模式。

 

“这种探索可以不局限于解决养老问题。”吴家睿说，“不久前，中央提出，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如果把这种养老互助社区看做是城镇化的基本单元，并在城镇化实施的过程中给予重视，将有助于对我国未来新经济模式和社会模式的探索。”